从文物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法论意蕴 ——以贵州考古出土两汉时期文物为视角
贵州考古出土的两汉时期文物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证，从这些文物中透视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出土文物来看，贵州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地区：
黔西南地区。黔西南地区汉代遗存主要代表为今兴义市万屯墓群，兴仁市交乐墓群、普安县铜鼓山遗址、贞丰县天生桥遗址、安龙县新安西城青铜窖藏等。出土文物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青铜器类，主要有兵器、农具、渔具等；二是铁器类，主要有环首刀、剑等；三是陶器类，主要为罐、瓮、盆等。在黔西南地区所有出土文物中，比较典型是兴义市万屯墓群出土的铜车马、提梁铜壶、镂空铜豆、圆形水塘稻田陶模型、五铢、汉砖等珍贵文物数百件；兴仁市交乐汉墓群出土的主要文物有铜车马、巴郡守丞印、巨王千万印、连枝灯、五铢钱纹铜钵、抚琴俑、驾车铜俑等。迄今为止，黔西南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文物数量是贵州最多，且国家一级文物数量居贵州首位。
黔北地区。黔北地区历史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办、浞水镇，习水县黄金湾，赤水市复兴，仁怀市合马等地。务川汉墓主要有大坪汉墓群、县城汉墓、镇南汉墓群、浞水汉墓群等。出土文物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铜器类，有铜马、提梁鼎、青铜蒜头壶、钱币等；二是铁器类，有铁刀、铁秤砣等；三是陶器类，有陶罐、钵、釜、俑、房屋模型等；四是鎏金器类，多为漆耳杯扣耳，亦有其他漆器鎏金铜扣饰；五是琉璃器类，琉璃耳铛；六是漆器类，只见漆皮痕迹，内胎不存；七是朱砂类，比较典型是位于习水县土城镇赤水河边黄金湾汉墓遗址，出土汉代遗物数量极为丰富，包括陶、石、铜、铁、银、漆器等不同类型，其中的铜器类有鍪、手镯、印章等；有半两、五铢等铜钱币，陶器类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较少，陶色以灰、灰褐、黑褐等色为主，铁器类有刀、削、矛、锄等，银器类多为指圈、指环等装饰品。
黔西北地区。黔西北地区的汉代遗存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毕节市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毕节双树湾，黔西市甘棠、火电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观风海等地，金沙县后山，六盘水市黄土坡遗址等。其中，可乐遗址是贵州重要的汉代遗址，其汉代城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戈、钱币、瓦当、花纹砖等。
黔中地区。黔中地区汉墓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安顺宁谷、七眼桥等，平坝区大西桥、天龙、夏云，贵安新区马场，贵阳下辖清镇市芦荻哨、琊陇坝等地。宁谷遗址位于今天的安顺市西秀区以南6公里的宁谷镇，年代为西汉至东汉，遗址分建筑、陶窑和墓群三个部分，出土了木牍、长乐未央瓦当等重要文物。清镇市芦荻哨新新桥发现汉墓数十座，两汉随葬品若干，包括珍贵的盛食漆器物品。
公元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在西汉中央王朝的统一领导下，贵州有了自己的正式政治身份——“牂牁郡”，郡治故且兰今福泉一带，吴霸为首任牂牁太守。“牂牁郡，县十七：故且兰、镡封、鄨、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郞、毋单、漏江、西随、都梦（后汉省）、谈稿、进桑、句町。其中与今天贵州有关的有：故且兰（县治在今福泉一带）、鄨（县治在今遵义市附近）、平夷（在今毕节地区）、夜郞（治所在今安顺市一带）、谈指（在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内）、宛温（含今兴义、独山、丹寨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黎平诸县一带）。牂牁郡治故且兰。至此，今贵州省境均在汉王朝所设郡县范围内……有今黔北和黔西北，而大部分则属牂牁郡。”由此，统一的西汉中央王朝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贵州的行政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牂牁郡下辖县之宛温县包括今黔西南州兴义市等，鄨县今遵义地区、平夷县今毕节地区、夜郞县今安顺地区、谈指县今黔西南部分、宛温县今兴义、独山、丹寨、榕江、黎平诸县一带等，乃至今贵州省全境均在汉王朝所设郡县范围内，已划入牂牁郡归中央统一管理。例如，兴义市万屯汉墓群出土的铜车马、五铢，兴仁市交乐汉墓群出土的“巨王千万印”等文物，足以证明在两汉时期中央管理下的黔西南繁荣景象。再如，鄨（今遵义）所属黔北地区务川汉墓群出土青铜蒜头壶、铜马、提梁鼎、铜簪等，夜郞（今安顺）宁谷遗址（跨越西汉至东汉）发掘的建筑、陶窑和墓群，出土的木牍、长乐未央瓦当等重要文物，无一不印证了早在两千多年前贵州就融入了统一的国家版图之中，同时也佐证了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央王朝在贵州设置相关管理机构任命官吏等事实。由此可见，贵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两汉时期就已形成。
西汉中央王朝在贵州设置为牂牁郡后，在拓展疆域、设置郡县、巩固正常统治秩序的同时，积极推行“故俗治”“毋赋税”等一系列开明的政治、经济等政策，采取“移豪民，田南夷”政策，公元前128年或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元年或二年）“开凿南夷道至此数年未能竣工，而‘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汉乃募内地豪民往南夷地区垦殖，令就地入粟县官”，开启了贵州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集中统一的大移民工作。
中央王朝“移民实边”政策主要表现为：在贵州设立郡县，迁移派驻官吏、军队；集中将四川等地大地主、豪商迁移往贵州居住；将毗邻西南的农民迁往贵州居住。在中央王朝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移民政策的作用下，大批移民将中原地区发达的生产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生产经验、先进文化、管理经验等，一并带到贵州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来，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移民工作的直接效应是推动了各民族的大团结和大融合。
自汉代以来，团结的贵州各族人民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等方面呈现出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借鉴、融合、包容、和谐、共生发展的局面。例如，在今天贵州黔西市先后发掘汉墓均为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晚期，其墓型结构、出土陶器、铜器、银器和石器、铁器、石器等器物，特别是虎形带钩、镇墓俑等形制和四川汉墓出土的形制相似，由此证明在两汉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贵州境内得到较好的发展。
贵州出土汉代文物的若干事实证明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在推动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方面出台系列政策和措施。一是在经济金融方面，强力推行统一货币制度，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管理和铸制，进而稳定了国家金融体系。例如，黔西南地区汉墓出土的五铢钱，黔北地区出土的钱币、钱树佛像等，无不见证了汉代经济金融政策在贵州的生根落地和繁荣发展。二是在农商业等方面，中央王朝为加大对偏远贵州的深度开发，在其境内募兵屯垦，修建盐井道、五尺道、夜郎道等，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和贸易，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促进了各地之间、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繁荣发展。三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加强中央与各地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
据先秦史，除谢氏为贵州本土大姓外，现在的贵州龙、傅、尹、董等四大姓氏原本居于川西平原、川南高原一带，自汉代起，皆由川入黔迁徙而来，从而形成民族大团结和大融合的局面。其中，尹珍就是贵州四大姓之一的尹氏后裔，为推动贵州文化繁荣发展，第一个走出大山，深入中原地区学习，师从许慎，学成归来后，在贵州各地讲学传播国学，作为汉代经师大儒，他讲学授徒遍及牂牁郡北即今天的黔北地区及重庆南。
又如，在清镇新新桥汉墓群发掘出西汉陪葬品若干，其中有一件西汉黑漆朱绘夔龙海潮纹盘漆器尤为珍贵，该漆器为盛食器，高4.1厘米，口径27.2厘米，底径19.2厘米，漆器背面有针刻隶书铭文：“元始四年，广汉郡工官造乘与髹彤画紵黄扣钣盘……”这段文字充分证明了该器物是四川广汉制造，由汉代入黔官吏带入贵州，后来作为随葬品，这既是当时发达地区髹漆工艺传至贵州的物证，也是两汉时期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博物馆）】
编辑：崔雅葶
校对：谭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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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