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

□　董　强 黄秀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五个方面深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大地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认同的人们共同体。

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伟大民族。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真实写照。中华先民的“体质”奠基于旧石器时代。自新石器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格局。夏朝中后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与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西周时期，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先民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春秋时期又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融合，战国时期，各族先民间的血缘融合更为深入。先秦时期，又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融。秦汉时期开启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将西域、漠北、辽东、闽越、西南哀牢各部逐步相融。秦汉时期大一统促进了各民族杂居共处，族际通婚成为常态，经过长期的迁徙流动、通婚聚居，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趋同，血脉连接加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迁徙、大融合，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促进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增多。比如山西大同发掘的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三块墓志，提供了司马金龙家族与鲜卑勋贵三代通婚的证据。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民族，《唐律疏议》明确规定不禁异族通婚，因此，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十分普遍，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的交融。元朝人口迁徙常态化打破自然地理界限，彰显了各民族交融的人口分布特征。后至明清时期，各民族共同治理和巩固边疆，明朝主导了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官方移民，各族先民生活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形成了社会交融发展的新态势，奠定了近现代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族际通婚是清朝前中期民族融合的突出特征，特别是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随着大规模移民开发，各民族间的通婚更为普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汉朝以后，中华民族开启了更大规模交流融合的进程。无论是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夏，还是统一的隋唐元明清等朝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通过移民、屯垦、互市、通商、和亲、通婚等多种形式，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一步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新时代以来，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快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进入活跃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向纵深发展。

我们要更加深刻认识到，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只有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回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正是几千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滋养。展望未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过程。

（作者分别系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研究生）